这种情况表明，由于人们盲目地反传统，致使一些人丧失了民族的自我主体意识，失去了对民族文化自新自强能力的根本信心。

（2）《周易》是反映宇宙普遍规律、蕴含深刻的哲理书。这样一来，人们占筮时只要把筮得的卦象结果与卦爻辞对检即可。

这里虽然没有直说数来源于圣人观物取象，但八卦之象与奇偶之数密不可分，说八卦来源于圣人对天之象、地之宜、鸟兽之文及人的身体的仰观俯察、远近取譬，间接地也就道出了数的原型与自然现象（象）的关联。《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 《周易》古经卦爻辞主要保留下来的是殷末周初先民的生活世界中的各种场景，诸如渔猎、农耕、商旅、战争、祭祀、婚姻、争讼等。《周易》有三才之道，老子说三生万物。数被异化的认识论根源正在于此。

不断问世的出土实物表明，镌刻于殷周甲骨、青铜器或汉代墓葬竹简上的数字卦，是比较可信的阴阳筮符的前身。数观念的形成对于人类理性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 公私分立抑或私德推扩 陈来通过对梁启超、刘师培、马君武、章太炎等中国近代启蒙学者的公私德之辨的重新审视，指出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政治公德取代个人道德、压抑个人道德、取消个人道德，并相应地忽视社会公德，使得政治公德、社会公德和个人道德之间失去应有的平衡，进而提供了相应的建设性意见。

其一，现实生活中具有圣贤道德觉悟的人极少，因此难以通过个人的道德自律实现普遍的道德理想。事实上，他认为传统社会都是美德伦理，孔子的君子伦理与亚里士多德的好人就是中西美德伦理的代表，而现代社会基于理性的权威对其公民提出了规则性的道德要求，并将之称为公德，同时将深厚的传统美德视为私德而不加重视，这是现代道德的根本缺陷。陈来等学者基于私德推扩的道德模式，认为道德本身作为美德，其根本要靠个人的自觉自律，而不是依靠外在的制度规范。因此，他们对于公私领域分立的强调，实质意味着现代道德建设尚需一个广义的政治哲学基础，而这与前述道德与政治无关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

据此而言，肖群忠建议从移孝作忠的传统伦理观念中获得现代道德建设的启发，这恰恰是现代道德建设所应当特别警惕和极力避免的。他认为公德与私德的区分，具有鲜明的现代性，但这是应该反思的，甚至需要否定的。

而人们对于公共人物的道德要求主要是在于公德，而非私德。在这场讨论中，陈来等立足于中西之别，指出加强私德，不仅与近现代的道德生活有关，而且是我们儒家的文化立场所决定的。因此，要克服现代道德的偏失，就应该发展以传统美德为核心内容的私德。毕竟我们不能指望掌握公权力的人都是尧舜，而且社会成员中也总有人为了利而冒天下之大不韪。

二、制度他律抑或美德自律 基于不同的道德模式，学者们提出了两种不同的道德实现途径：以美德自律为本与以制度他律为本而不能只学习西洋的经济学，一味地行功利主义之一途。这里对其中提到的井上之学的特征与方法论意义，以其儒学研究为例略作说明，并将其置于近代日本思想的大脉络中审视其历史意义，供感兴趣的读者参考。井上儒学研究的世界性，还体现在他运用西方的学术概念来分析传统儒学思想上，比如他分析日本阳明学之祖中江藤树的宇宙论，就用一元论和二元论的概念来分析，指出：藤树试图通过理气来解释世界，此乃二元论，即与朱子的世界观无异，然而，藤树论说理气之妙合，进而主张理气共为上帝具有的两种属性，几乎与斯宾诺莎氏主张的心意与物质为万有本体之属性相近，与一元世界观不谋而合。

（《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中译本第31-32页）再如对中江藤树的、也是中日阳明学的重要概念良知，他从宗教的层面来理解，指出藤树所谓的良知即为绝对，如基督教的神，婆罗门教的梵天，佛教的如来。（同上，第47页）可看出，井上重视寻找儒学观念与东西方世界哲学与宗教观念的共通之处，以便论证其普遍意义。

比如对孝的理解，井上哲次郎在《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中借分析中江藤树思想之机，将孝的思想与祖先教联系起来，说藤树在建设一种深远的祖先教（第69页），其实是井上哲次郎们自己在建设近代日本的国家意识形态，即家族制的皇国史观。这一方法论是我在思想界最着力主张的观点。

而盛赞曾子、子思、孟子，朱子、王阳明等正统体系的儒家都是如孔子那样，以道德为第一，以经济、功利为第二的。孝之所以被重视，是因为井上认为孝乃祖先教（Ahnenkul⁃tus）之纲常，强调日本民族具有古今一贯的血统，现在的国民继承祖先，子孙又继承现在的国民，越来越发达，因此，孝之教对日本民族的命运关系重大。编者为该选集所写的《编者的话》是这样结尾的： 期待这套选集的出版，不仅能够为推进和反思日本儒学研究提供一份原典参考，更期待我们能够在充分消化、理解、批评原典的基础上，即经过一番与史料的肉搏之后，化井上之学为方法，为我们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征程中思考与处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理想与现实、学术与政治这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时提供一些经验与教训。（《儒教中国与日本》，第425-426页） 再者，从目的上看，井上之学也是实用之学。井上所要弘扬的儒家经济思想是将功利主义排除在外的。（同上，第214页）同时，井上反对功利主义，以儒家的经济思想为例，他将主张功利主义的子夏、荀子、荻生徂徕、太宰春台，排除出儒家的正统体系，贬为旁系。

要而言之，藤树思考上帝的内在，使之与良知合一，因此，他时常使良知超越经验性的范畴，赋予良知神秘的意义。井上是首届东京大学毕业生，毕业之后长期留学欧洲，回国之后任东京大学哲学科教授，长期讲授东西洋哲学。

这种方法论的自觉他专门写进了自己的学术总结《明治哲学界的回顾》中，他说：我在专攻西洋哲学的同时，也不懈怠东洋哲学的研究，企图两者融合统一，努力以此为己任。（作者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院长） 进入专题： 儒学 。

为此，我十年前曾经在拙著《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中评价他活现了近代日本思想史发展的一个侧面（第115页）。井上哲次郎等人的世界视野、贯通东西的学养和满腹经纶，最终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化成了为振起皇基或做铺垫或做粉饰的背景与道具。

他的理想主义被绑上了国家主义的战车。为了维护日本国体的尊严，他早年不惜向基督教开炮，酿成著名的内村鉴三不敬事件（1891年），未料到晚年他自己也深陷笔祸事件（1926年），被视为不敬汉。他一生尽职尽责、勤勤恳恳、无怨无悔，甚至是自信豪迈地维护着他的时代和自己的美梦，留下了大量的打上鲜明时代烙印的著作。我认为，要开拓孔子之后的文明，阳明学参与其中必会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

当然，我们更幸运，不仅可以通过研读他的著作了解他和他的时代，而且可以从他的迷梦里走出，思考和反省新的时代。其次，从方法上看，井上之学可以说是融合之学。

简而言之，他认为现象与实在不是割裂的，两者的统一不是混同，而是融合，是超越二元对立的圆融相即，是融合的实在论（同上，参见第420-423页）这种理论既有西方哲学的背景，也有佛教哲学的背景。这套选集的出版，也宣告了善美原典日本研究文库的问世，是编者十几年来执着追求和不断呼吁回归原典，与史料肉搏的学术理念与诺言的初步落实和兑现。

井上在《明治哲学界的回顾》中将自己的立场定位为理想主义者（同上，第418-420页），道德理想主义也是他的追求。从学问的最终归趣而言，井上之学也是皇国之学。

以世界的眼光看中日儒学，结合当时日本的现实需要，力图对儒学作出符合时代需要的评价和判断。普遍妥当的道德律的理念，他认为在儒学、佛教和基督教都是相通的，是贯穿古今东西，亘古不变的。这种实在，不只是作为解释世界的原理，而是作为人类的终极理想，亦如他在《东洋哲学的异同及融合》一文中所言，也就如同康德的绝对命令，在儒学里他认为就是《中庸》里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实践人格。井上哲次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的前一年去世了。

（《日本朱子学派哲学之研究》序）在他看来，人类文明，包括未来伦理与宗教的发展，是伦理不断宗教化、宗教不断伦理化，直至达到理想的伦理的宗教的境界。他的儒学研究从目的上说，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要发掘日本传统的思想资源用以强化敕语体系并对其进行理论粉饰，这种工作在当时美其名曰国民道德论——井上是这种论调的积极鼓吹者和实际推进者。

前后联系起来，包括学术思想在内的近代日本精神生态的全貌可以说都涵盖在这一句话中了。比如对孔子的评价，一方面尊崇其为世界圣人，一方面也能够以批判的眼光对其进行再评价，比如对孔子的崇古主义、孝亲的不平等、宿命及迷信思想等进行了批判，而对传统儒学中的道义经济、伦理经济思想则进行大力宣传和弘扬（参见《儒教中国与日本》一书中所收录相关论文）。

我们编译的《井上哲次郎儒学论著选集》四卷本，包括井上哲次郎的日本儒学研究三部曲，即标志着日本儒学研究井上范式生成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日本古学派之哲学》《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和编者新辑的集中反映井上中日儒学研究特色、思想倾向及其生平行履的《儒教中国与日本》，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井上哲次郎1890年留学回国，正值《教育敕语》颁布，被政府委以重任，为《教育敕语》做官方的解说，第二年所著《敕语衍义》出版，成为名副其实的御用学者。

国资委召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媒体通气会

经济日报：国企改革要大胆试不能等

光明日报：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经济日报：努力打造“法治央企”

光明日报：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战略价值

江西省：推进国有经济实现创新型跨越式发展

视频：伯恩斯Vs拉里亚

李克强：更大力度推进改革，放宽电力等领域市场准入

三中全会开启国企改革攻坚大幕

罗奇:莫斯利想KO小帕